一批分不出去的毕业生
多数同学走出校门以后，还是有200多人的分配一直没有落实，也就是说没有接收他们的单位，需要再等待着分配。分不出去的毕业生有以下几种情况：
很大一部分是干部子弟，原来他们是都可以分到如二机部至七机部等国家机要部门，而那时他们成了“走资派”、“黑帮”的子弟，那些单位不可能再接收他们。
有一部分是文革中发现有海外关系或家庭出身由“红五类”变为“黑五类”，也没有资格去国家的机要单位。
李黎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6届毕业生，原计划分配在二机部绝密单位，因受其父亲李井泉的牵连而被“待分配”，由学校重新联系他的接收单位。他于1968年11月去青海省电动工具厂报到。
桑尔侠：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6届毕业生，原计划分配在二机部绝密单位，因受其岳父龚子荣的牵连而“待分配”，经多方联系，重新分配到辽宁省。他于1968年10月27日到辽宁鹤岗133师部队报到，在北大荒部队农场劳动一年，1969年底分配到沈阳市精密仪表厂当工人。
刘涛，刘少奇之女。清华大学自控系自903班学生。对刘涛的毕业分配问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校方有明确指示：刘涛的工作不能留在北京，但又要分配在离北京很近的单位，能随叫随到。经过分配小组的努力联系，最后落实刘涛的接收单位是北京铁路局承德机务段。
还有按1965年所确定的分配方案中有180名留校当教师或担任其他工作的名额，当时老师是“臭老九”，大家都不愿意当老师。更是由于在学校两派武斗，文攻武卫，大家都很厌恶这个环境，希望早一点逃脱这“苦海”。许多人不愿意留校，最后只有四十多人留校。也就是说，有近140个本来是留校的同学，要重新确定分配方案。
大部分同学已离校奔赴工作岗位，而待分配的同学现在还走不了，他们十分着急。但要解决他们的分配问题，关键是要落实他们的分配方案，要有接受他们工作的单位。前面说过我们66届分配方案早在1965年就确定了。确定高校毕业生的分配方案不是一件小事情，是要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牵头，连同高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到第八机械工业部，还有其他部委和地方政府等部门，经过多次会议商定。对于一个学校有那么多的再待分配学生，困难很大。经过与国家计委、高教部及北京市分配办公室多次协商，我们学校提出了一个办法：分配方案还应该由国家计委下达到接受单位(或接受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而这些接受单位由我们自己来跑。于是我们分配小组决定发动各系各教研组负责分配的老师帮助去找接受单位，同时也发动待分配同学自己根据所学专业，到自己老家或有关单位去找愿意接受他的单位(一个同学跑1至2个单位)，跑来的结果报到系分配小组，由校分配小组集中统一报到国家计委，再由国家计委下达到接受单位。由于各方面的支持，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也先后走上了工作岗位。
